摘要: 我国的主流学说将宪法的立法解释片面理解为立法机关在从事宪法监督过程中对宪法的解释。
[30]在自由主义宪法看来，社会生活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本身需要社会通过自己内部的进化与改革来实现，国家只应当静静地守候在一旁等待社会缓慢但是稳定的进步发展，[31]作一个消极的外部守夜人。当一群人通过制宪活动制定了一部宪法文件后，这群人也就成为了一个人民、建立了一个国家。
中国宪法最初不是市民社会想摆脱国家权力控制、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空间的产物，而是政治精英实践其建国思想、更好推动国家发展、建构国家的工具。[62]实际上，从相同的社会生活中会孕育出不同的国家。[25] 刘晗：《中国比较宪法学的重新定位与方法论重构》，《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但是人权条款位于中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义务而不是总纲部分，[29]中国宪法实施在讨论人权时主要是主张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这种内容规定与自由主义宪法的人权观存在比较大的不同。但是这种修改活动必须依照宪法的程序规定，即人民的事先承诺进行，否则同样会损害人民形象的同一性。
关键词: 根本法 自由主义宪法 转型宪法 确权根本法 合宪性审查 中国宪法序言在一句话中以三个根本与一个最高，明文规定了中国宪法的特殊地位。[46]这是一种在法治框架中继续革命的思想。[22]参见陈鹏：《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载《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2页。
[1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况且，对于地方规范性文件是否充分执行宪法积极规范的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在调查立法事实方面并不具备充足的条件，如果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对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恐怕难以保证审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17]交管部门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宪法遵守是一种消极的宪法实施方式，而宪法执行则是积极的宪法实施方式。
其次，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辅助工作，并非替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决定权，辅助审查实质上是辅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审查立法事实是否具有普遍性时具有一定优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提供支持。[14]秦奥蕾：《论婚姻保护的立宪目的——兼回应离婚冷静期争议》，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140页。
这是我国提案—审议—表决议事规则的明确要求，更是我国国家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要求。协助审查启动后，进入审查阶段。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存在开会次数少，会期较短的问题，难以满足日常性的审查工作需求。如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开始发挥实效，法工委连续多年将合宪性审查相关内容纳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并将继续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
因此，合宪性审查除了需要考察立法事实以外，还需考察法律效果是否符合宪法上的价值判断。作为宪法委托条款的积极规范，虽然有赖于立法者积极形成其内容，但不能将其视为对立法者毫无约束力。（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实质审查要件在实质审查层面，地方人大常委会需要在辅助审查中明确判断规范是否违宪的标准，在初步审查中明确案件是否需要将有关问题提交上级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论证阶段，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论证重点在于说明基本权利限制的争议何在。
但这种解释可能面临着地方人大作出解释所依据的事实可能与全国层面的事实不一致的问题。基于《立法法》第110条的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负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的职责。
从国家权力分工角度来看，人大常委会作为集中审查机构也不适合采取适用违宪的方式进行合宪性审查，审查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及时发现字面违宪情况并予以纠正。前文提及的交管部门查阅、复制通讯记录审查案例就属于这种类型。
为了防止立法不作为，宪法委托课以立法者一个有拘束力的命令来颁布法律，以贯彻宪法之理想。以宪法中的普通话条款为例。其中，真正未列举权利和半真正未列举权利中不能纳入其他权利范围的部分才是没有为宪法明确列举，也没有为宪法的概括条款所规定，更不能由宪法已经列举的基本权利之中推衍出来的未列举权利。如针对《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如果我们不经价值判断，而是直接寻求从宪法文本来确定其内涵，那将是十分困难的。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过程中，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如果要进入到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中来，就要先判断该问题是否需要通过协助审查程序来审查。易言之，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应当建立在立法事实之上，如果支持立法的事实已经普遍存在，就表明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立法机关此时立法便是适当的。
[27]参见王旭：《合宪性审查中相抵触标准之建构》，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134页。[41]为了在保证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性的同时确保合宪性审查的效率，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辅助审查应当经过常委会全体会议的表决通过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但日常的审查工作应当由能够长期工作的机构来实施。
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据不同类型宪法规范分别发挥两种不同的审查作用这一推论，不仅为不具备宪法解释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理论论证，而且阐明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尤其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发挥作用的具体方案。因此，对这类立法，无需通过合宪性审查程序对其作出判断。
在辅助审查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对立法事实的审查在于判断支持立法的事实基础是否存在，以及支持立法之事实的妥当性合理性是否充分。从审查模式来看，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属于权力机关实施的抽象、集中审查模式，而非由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中进行的分散审查。
为了确认规范性文件的问题是不是合宪性问题，省级人大常委会需要对合法性问题和合宪性问题进行区分，避免可以通过合法性审查来解决的问题进入到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来。[23]前注[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正如前文所述，地方人大常委会基于其功能优势和规范依据，只有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在依据积极规范的审查中实施辅助审查。六、结语围绕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中所发挥的辅助审查和初步审查两种作用进行探讨，是在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职权及其权威的前提下展开的。
[43]为了实现上述制度目标，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树立起以合宪性审查吸纳和引领合法性审查的审查思路，优先考察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再考察其合法性，而不能经过合法性审查后就作出合法即合宪的判断。[16]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体制。
[7]笔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建设的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以备案审查为关键词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检索，共检索到29个有效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和3个有效的市级地方性法规，文中列出的有关省市法规中均涉及合宪性审查，如：《黑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的规定》。此外，从功能适当的角度来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范围仅限于地方的各类规范性文件，这类规范性文件是依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制定的，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来调查和判断这些规范性文件是否具备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持是比较便利和高效的。
这一问题可分为有立法事实支持和无立法事实支持两种类型来说明。 温泽彬，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被审查规范是对宪法积极规范的落实，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就是在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充分促进了宪法目标的实现。上述两种审查方式可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形成对应关系。从审查方式的抽象性和结论的普遍性来看，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目前主要针对的就是字面违宪。关键词: 合宪性审查 字面审查 地方人大常委会 备案审查 一、引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
（一）作为字面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违宪类型可区分为适用违宪和字面违宪。从审查实践来看，或许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我国的审查机关行使撤销权时较为谨慎，审查更注重柔性的沟通协商而非强制性的直接改变或撤销。
面对宪法积极规范的委托，立法者虽不能自主决定是否立法，但其在何时立法以及如何立法之事项上享有形成自由。宪法解释一般在合宪性审查活动中展开，然而上述两种类型的合宪性审查对宪法解释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审查要查明法律后果是否符合消极规范的价值判断，就要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来明确消极规范的内涵。
[32]参见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裁判》，吴信华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56页。适用违宪的事例有买卖包办婚姻等情况下的民法典离婚冷静期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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